從做大到做精

https://www.macaodaily.com/html/2026-03/09/content_1893541.htm

     長期以來，澳門教育資源分配採取與學生人數掛鈎的模式。在人口擴張期，這有效激勵了學校發展；但在少子化浪潮下，此模式即存在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影響。當個別班級學生跌至個位數，學校不僅面臨財政困難，過少的同儕環境更不利於兒童的群育發展。然而，少子化危機恰是澳門教育從追求規模的“做大”轉向追求卓越的“做精”之窗口。重點是，我們不應因學生減少而削減總體教育的投入，而應善用“人口紅利空窗期”，推動以提升學習品質為核心的“精緻化革命”。

     本地教育界提出的推行“兩教一保”（即每個幼兒班級配置兩名教師和一名保育員）以及將標準班額進一步下調的建議，正是朝着“做精”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。但隨之而來的現實問題是：所需的額外經費從何而來？合併或調整後的教育空間如何優化利用？

     針對經費與空間的疑慮，新加坡的經驗提供我們一個更精準的政策借鑑。面對少子化，新加坡政府並非單純關閉生源不足的學校，而是基於數據推動學校合併與資源升級。合併後的新校往往獲得更多政府投資以更新設施，並確保教師獲得轉型培訓而非裁員。這對澳門的啟示在於：政府不應被動等待弱勢學校消亡，而應主動引導“強弱整合”，將釋放出的資源堅定地投入到落實小班制與優化師生比上。研究證實，更低的師生比能顯著改善學生的情緒與社交能力，這是對未來社會資本的長遠投資。

     另一方面，針對如路環等相對偏遠社區的小型學校，若僅以經濟效益考量而關閉，將導致社區文化紐帶斷裂。而西班牙的“農村學校群”模式則為此提供了另一種解方：將鄰近的小型學校在行政上整合，共享校長、行政團隊及巡迴專科教師。而澳門可據此探索本土化的“校際聯盟”或“資源共享圈”。政府則協助搭建平台，讓小型學校聯盟共同採購AI教學軟體、共享體育場館或合聘稀缺科目教師。同時，資助公式需改革，從單純的“按班額人頭”轉向“按教育功能與班級”資助，確保所有社區的孩子不因地理位置而接受次等教育。 

    需要注意的是，少子化意味着未來勞動力供給減少，因此最大化開發每位公民的潛能至關重要。班級規模縮小為“個別化教育計劃”提供了物理條件。當班級人數降至二十人以下，教師能與家長合作制定符合學生特質的學習路徑。此時，政府應系統性資助引入智慧教學平台，利用AI處理作業批改與數據分析，將教師從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，使其能專注於啟發思維與高階互動，實施“通用學習設計(UDL)”等模式的課程與教學改進。這正是將“剩餘師資精力”轉化為“高品質教育陪伴”的關鍵。 

    綜上，“縮班”絕不應等同於“縮減投入”或“降低品質”。相反，這是一個去蕪存菁的機遇。澳門政府與社會需形成共識，有魄力地維持教育總預算，將人口結構變化視為轉型催化劑。未來的澳門學校，學生數量雖減，但每一位畢業生都將因獲得更精細的關注與個性化培養，而具備更強的競爭力與創造力。這才是教育由量變轉向質變的真正意義。     

（澳門少子化教育突圍三策初論 · 二）

少子化下的危機與制度轉型

https://www.macaodaily.com/html/2026-02/09/content_1888455.htm

     當前，澳門正面臨少子化帶來的嚴峻考驗，去年新生兒跌破三千大關的歷史新低。縮班浪潮已從幼教蔓延至中小學，教育界內，一股“焦慮”的情緒悄然瀰漫——資深教師面臨裁員風險，年輕準教師求職無門，整個行業如同面臨水源枯竭的果園。然而，單純恐慌無濟於事，我們更需要構建一套制度性的防禦機制，將危機轉化為系統性優化的契機。

     幾乎肯定的是，澳門教育市場正顯現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。學校作為非營利機構，當生源減少導致政府資助縮減時，儘管在不情願的情況下，卻往往只能效仿企業，採取最直接的裁員手段以控制成本。然而，教育人才具有高度的專業性與特定的職業軌跡，一旦被迫離開教學崗位，其專業技能難以在其他領域完全發揮，造成的社會成本與人才損失極高。對此，澳門可借鑑鄰近地區的一些政策經驗。

     其中可參考台灣地區的法制化介入的方式，通過頒行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》，建立預警機制與退場基金，並設立官方平台協助教師轉介。目前澳門仍然缺乏針對超額教師的法律保障，由此，政府可考慮利用財政儲備設立跨校的“教育人才蓄水池”計劃。在生源低谷期，由政府出資保留骨幹師資，將其暫時調任至教研、特教支援或大灣區交流項目。這樣做，目的當然不是養閒人，而是將人力資源進行戰略性儲備與提升，避免寶貴的教育經驗直接流失於市場，待未來教育需求發生變化時，能夠迅速重新投入。

     此外，借鑑鄰地香港的優退機制。資深教師因高薪常成為裁員首選，這將損害經驗傳承與教學品質。香港曾推行俗稱“肥雞餐”的自願退休計劃，由政府提供補償鼓勵資深教師提前離場。澳門政府有能力設立類似的“教育人員結構優化基金”，一方面讓資深教師體面退休，另一方面騰出編制吸納年輕教師，避免教師隊伍出現年齡斷層，促進新陳代謝。

     面對結構性變局，教師的職業角色必須更具彈性與擴展性。本地教育團體所提出的“轉型”建議，不應僅局限於“轉教其他科目”這種校園內部的調整。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野，將教師的專業技能“嫁接”到社會更廣泛的需求領域。例如韓國在面對學齡人口減少時，當地政府推出政策，積極推動大學轉型為“終身教育樞紐”，教師的服務對象從傳統的青少年學生，擴展至在職成人、銀髮族等終身學習者。澳門正加速步入超高齡社會，社會對老年教育、認知訓練、精神關懷的需求急速增長。例如，具備幼兒教育專業背景的老師，在引導、溝通、活動設計方面有深厚積累，經過適當的老年學、認知障礙照護等短期培訓後，完全有可能轉型為優秀的“長者認知訓練師”或“代間教育協調員”。 

    綜上所述，少子化是一場結構性的長期挑戰。我們不能坐等學校因縮班倒閉才倉促應對，必須未雨綢繆。通過建立包含預警、人才儲備、優退引導及跨界轉型在內的制度性安排，政府與社會應共同為教育界提供“禦寒衣物”。這不僅是為了穩住教師隊伍的軍心，更是為了保存社會最寶貴的人力資本，維護澳門未來一代的競爭力。

（澳門少子化教育突圍三策初論 · 一）

融通中外的獨特教育定位

https://www.macaodaily.com/html/2026-01/12/content_1882801.htm

     小結本欄前三篇的分析，澳門在基礎教育、高等科研和人才戰略上的系統性佈局，其目標顯然超越了澳門自身的發展需求。在國家“十五五”規劃的宏大棋局中，尤其是在構建“國內國際雙循環”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，澳門的“教育、科技、人才”體系，正被打造成為一個不可替代的雙重節點。澳門的教育體系，正憑藉其“一國兩制”的獨特優勢，扮演着“內聯大灣區、外接葡語系”的雙向平台角色，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一環，也是其“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”定位的教育實踐。

     節點之一，是面向世界的“中葡平台”，這是一條獨特的國家軟實力通道。澳門作為“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”的功能，正通過教育和培訓得以深化。其中“中葡論壇（澳門）培訓中心”成立以來，已為葡語國家培訓了超過一千五百名官員和專業人士，課程涵蓋經貿、公共行政、傳統醫藥等多個領域。這不僅是知識的傳授，更是中國經驗、標準和發展理念的輸出。與此同時，澳門高等院校正着力打造“中國——葡語國家雙語人才培養基地”，為國家儲備了大量急需的中葡雙語人才，鞏固了澳門在國家對葡語國家交往中的橋樑地位。

     節點之二，是面向內地的“灣區節點”，這是澳門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試驗田。澳門的“二五”規劃已將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高度配合作為核心要求。這種融合是全方位、多層次的。在基礎教育階段，通過深合區研學行，澳門青年得以實地了解國情、認知深合區，為未來融入大灣區奠定基礎。在職業教育層面，世賽澳門綜合培訓基地落地橫琴，利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用機制，實現了兩地技能培訓資源的共享與提升。在高等教育和科研層面，澳門的產學研成果轉化，也必須依託橫琴和大灣區的廣闊市場才能實現突破。

    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澳門教育正在開闢的“第三維度”，將教育本身作為一個產業“走出去”。特區政府教育行政當局正持續與澳門高校攜手，推動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。這包括主動組織高校赴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和葡語國家參加教育展覽、推廣澳門高等教育。這一舉措的意義是雙重的：一方面是廣納天下英才，吸引優秀國際學生和專業人才來澳；另一方面，更是為了擴大澳門的國際“朋友圈”，打造澳門高等教育品牌。這標誌着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：教育不再僅僅是為“1＋4”產業提供人才的支撐性服務，它本身正被塑造成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增長引擎和出口“產品”。

     綜上所述，澳門的教育發展，完美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。它既是愛國愛澳的堅實陣地，為國家培養可靠的接班人；又是融通中外的獨特橋樑，聯通葡語世界與一帶一路。在迎接國家“十五五”規劃的新征程上，澳門的教育將不僅是“受惠者”，更將以其獨特的平台價值，成為服務國家雙循環戰略的關鍵“貢獻者”。 

    （“十五五”規劃建議與澳門科技、教育、人才發展     · 四）